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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唐宋八大家分别是谁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时间:2019-11-10 15:34 来源:未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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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三苏是苏洵(父)、苏轼(长子)、苏辙(次子)。

  韩愈,作为古文运动倡导者,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当之无愧,而说其书法,足以令人拍案叫绝!韩愈善悬腕作字,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细心的书友,或有发现,韩愈用笔风致颇有张旭狂草味道。

  柳宗元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大家,不过其真迹所传几无,仅有一幅书法真迹,是写在一张撕下来的参差不齐的宣纸上,仅五个字:沽一坛酒来。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但间接证明柳宗元书法,清隽锐永,颇有味道,可自成一家。

  能间接证明柳宗元书法造诣的人,就是橘逸势;橘逸势,日本平安时代著名书法家,804年他和空海一起渡唐,向中国书法家(其中就包括柳宗元)学习。其书法与空海、嵯峨天皇合称“三笔”。

  橘逸势出身名门,来到中国后,为得到落魄中的柳宗元亲手写的字,屈尊做伴读;就这点足可证明柳宗元书法在当时的地位。

  并称始见于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该书卷四“才识条”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苏洵的文章说古论今,纵横评说,长于分析,很有气势,代表作《六国论》。苏轼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又擅长绘画和书法。

  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现存2300多首诗,340余首词和散文。他的诗意境新、笔力壮、变化多。佳作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他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创始人,词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笔力奔放,雄健豪迈。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鼎盛时期的成就。苏辙是个善于驾驭多种文章的散文家,其文“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他的诗又受苏轼影响,风格也相近,现存诗1189首。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比较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比较擅长散文,他的作品比较简单精悍,同时也比较鲜明,逻辑性比较强可以很好的说服别人。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出生于儒学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身居高位,他从小就比较聪明,记忆力也不错,在小时候就展现出惊人的才能。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他是北宋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政治上也久负盛名。他算是比较早开创文风的文学家,甚至还成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终在韩愈文学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三苏是苏洵(父)、苏轼(长子)、苏辙(次子)。

  展开全部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位散文家的合称。明朝散文家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从此流传于世,其文章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正统和权威。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宁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宁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见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在唐贞元元和时期,韩柳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是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明年起北京高速将全部实现入口称重 超载货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人民疾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了腐败政治。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总的来看,风格是多样的。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尤善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抒情。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参加修撰《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的著述,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其生平事迹,宋人胡柯撰《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附录于全集。另有清人杨希闵《欧阳文忠公年谱》、华孳亨《增订欧阳文忠年谱》。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苏辙(1039~1112) 北宋散文家。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展开全部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